董鼎山，1922年出生于宁波。1947年，赴美留学，原打算去美两年后归国，谁知风云变幻，自此定居美国，直到2015年12月去世。

1978年，董鼎山第一次携妻女回国。那正是《读书》杂志创刊之际，杂志发起人冯亦代向他约稿。之后，介绍美国文化的“纽约通讯”开始了。最牛的那些美国作家，比如厄普代克、诺曼·梅勒、海明威、艾伦·坡、菲利普·罗斯、凯鲁·亚克等，几乎都是通过他普及到中国的。

1978年之后，他风尘仆仆地多次回国探亲访友、写作、讲课。其文章有对祖国巨大变化的兴奋与欣慰，有对亲朋老友的真情怀念，也有对文艺界、新闻界乃至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无情抨击。与此同时，他又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美国文学的情况，几乎将美国作家和作品“一网打尽”，从而被誉为“美国文学大使”。无怪乎，著名学者蓝英年曾极力向朋友推荐：“你一定要读董鼎山！”

一本活着的20世纪历史百科全书

王海龙 | 文

2015年，海外华人文坛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年底董鼎山先生的驾鹤西行。

因为应邀为董先生编文集，我跟他那段时间交往很频繁。其实，在他大行的前一晚亦即他生命结束前几个小时我还跟他通电话，他兴奋地告诉我，他给自己文集的序言写好了。那时他在住院，病得很突然，是跌了一跤。电话上他抢着告诉我，在住院前他已经把我要求他给自己文集的序写出来了。他的声音依然很大，甚至有些欣喜。他告诉我他唯一的亲人女儿不认识中文，担心她把这篇序言当废纸扔掉，并给我详细讲他把序放在了什么地方。并嘱咐我，万一他出不了院我一定要想着替他取出这篇序用上。我觉得此言不吉，就打断他说我要等他出院回家后再去他家拿—谁能料到这就是董先生跟我最后的交代呢！董先生一语成谶，没有熬到回家，甚至没有熬过当夜。

其实，“纽约三老”中我结识最早的是唐德刚先生。20世纪90年代初唐先生想把我拉入那时他掌门的纽约笔会，引我去参加联合国旁餐馆的笔会聚会。就在那里他把我介绍给了董先生。董先生正好此前十余年在国内写专栏报告——《西风窗》——风靡知识界，他的著作是那一代读书人的案头书，跟他结识并聊文学当然是种享受。但那样的聚会人多嘴多，不是谈话的好环境。虽然当时只是匆匆问候，但董先生还是记住了我。诚如董先生说的，天下真小，纽约就更小了，我们从此常在各类聚会中见面。董先生是个爽朗的人，海外的前辈跟年轻人交往没大没小，对晚辈如我，董先生见面好远就哈哈大笑海龙兄，更熟了以后就叫海龙老弟。

董鼎山

您别据此就以为董先生是好脾气、滥好人。他跟生人很客气，宽容有礼是个恂恂君子。但是他的个性，如果了解深些，会知道应该是随和却清高；有时候他也很坚持或者说执拗。别忘了，董鼎山是个七尺大汉，骨子里是吴越人的性格。

董先生随和，是指对圈子外的人和一般读者；他非常宽容。他的清高和峻厉，却是他骨子里的个性，是他对自己信仰、人格的期许和坚持。在跟晚年的他密切交往和共同讨论、写作的日子里，我看到过他不徇私、不盲目捧场、不说违心话甚至在文坛公开与人论战。他不躲避是非，不掩藏观点，不虚与委蛇，更不畏面朝风雨。他不怕蹚浑水；他嫉恶如仇，路遇不平则长枪短戟皆上手，勇敢与人和事争锋、论战甚至有主动挑战的情形。那时董先生已经是九十岁的人了，但仍然是老骥伏枥，敢爱敢恨。

跟董先生交往较深大约缘于我主编《纽约人文学刊》。那是份学会的年刊，并没有稿费。但是蒙前辈们的眷顾，夏志清先生和董先生等都给过我文章刊载。董先生的文章皆是临时专门替我赶写出来的，替刊物捧场不小；我非常感动。这些年间大约他也读过我的一些东西，于是惺惺相惜，我俩见面话就多起来了。

董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大概是年纪大了时常回忆往事。他身体虽然没有什么大毛病，但却在好几年前就时常谈到老年的苦楚时，总是说老了不好。其实那时候他的身体还好，甚至在他九十岁大家聚会时董先生胃口还好能大吃大嚼呢。但估计老年是孤独的，特别是回忆往事的时候，——毕竟，董先生大半个世纪都是在国外度过的；到了老年，他有些想家，有些凄楚。

就这样，那段时间见了面他总是提起忆旧的话题。而且国内报刊也常约他写点回忆文章之类。董先生趁着能写就陆陆续续写一些。但是，他觉得这样零零碎碎不过瘾，他希望在晚年有个详细些的成绩单总结一下他的人生。

絮叨多了，董先生终于提出了是否能请我一道整理一份回忆录的想法。可惜我忙于教书、还有自己研究的课题，不可能跟董先生合作写这样的作品。但是董先生并不放弃。这个话题谈久了，我想到了一个通融的办法，那就是我们不必专门整理一份世上并不缺少的类似回忆录，而是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回顾他的生命和他经历的时代：我们希望通过用对谈和回忆、考索历史事件和变迁的方式来立体地呈现他鲜活的一生。我们要做一个他的老朋友唐德刚先生曾经做过的工作，即通过董鼎山作为一个个案来做一份“董鼎山口述历史”，这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。

《董鼎山口述历史》

董鼎山 口述，王海龙 撰写

如您在这本书中看到的，我们聊得欢快，但意见未必一致。董先生不怕争议更不轻易妥协，他不会随便改变自己的见解。但他是一个襟怀坦白的人。比如说，他过去政治上比较倾向自由派很支持某些政客的言论和主张，这些在书中都有呈现。但在去年他逐渐发现此类人的种种行径和吹牛撒谎真相后，曾经跟我打电话认真抱歉说他现在真的不再相信这拨人了。其实，他几乎一辈子都是持这类自由派胸襟和政治主见的；但他一旦发现舛谬，就不吝改正。他是一个清通坦荡的人。

谈话是温馨的。这里面要感谢董先生的夫人蓓琪女士。关于她的贤淑温婉，已有不少文章提及；我每次去访谈，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都要在当天仔细打扫好家，摆上鲜花插花和下午茶，然后悄然隐去。等到相熟后，她偶或在正经事说完了参加谈话，总是那么优雅高贵。谈话进行了多少次，她就这样默默奉陪多少次，从未缺席。我们谈完了，不久她被检测出癌症晚期。董先生从此也坍塌了。他其实原没有什么病，只是精神上已经不愿意撑了。蓓琪走了，他也就枯萎了。从心理上说，蓓琪走后的岁月，对他已成多余。我们感知到了，却无法唤回来他。

董鼎山和他的夫人及外孙女

因此，在这种意义上，对董先生的口述历史，就实属一种抢救性的挖掘。幸好，笔者有幸在董先生凋谢以前把这一片片鲜活带露的绿叶珍存了下来，希望用文字使它永恒。

董鼎山的一生是历史的个案。在他的口述历史里他不只是一个人，而是一段鲜活的历史。他一生、一个人过了几个人的生活，经历了几代人的命运；在风雨如晦的年月以及后来在那个国门封闭、消息闭塞的时代，他替我们亲历、替我们感受、替我们思考、替我们迷茫，并真实地报告他的所思所想。当然，在这里，他的观点不一定都是对的，但却应该是能发人深省的。

董鼎山有两个祖国，对两个他都爱得执着。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里，25岁前，在华夏大地上，他经历了民国、抗战、几次国共内战、新中国等几个时代。25岁后，他定居美国，经历了美国的黄金时代、大动荡、大分化、大革命、女权、多元化、经济衰落、走下坡路的时代乃至于美国“摊上事儿”的今天。

董鼎山就是一本活着的百科全书。读这本书，我们能照见过去、照见沧桑、照见未来。